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的性质 ——基于钓鱼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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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J].文史,2004(1):128-129. [9]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七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8]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J].文史,2004(1):128-129.
[9]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七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7.
[10]张梦遥.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府州治所建筑规制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6:80.
[11]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70-171.
[12]费兆钺,修、程业修,纂.(光绪)合州志(卷首)[M].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13]蒋晓春,林邱.宋代泸州神臂城城防体系分析[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9):62.
[14]袁东山.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遗址[J].红岩春秋,2017(9):81.
[15]池开智.钓鱼城历史与展示研究文集:钓鱼城西北外城攻城地道之我见[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62-73.
[16]张国圣.“九口锅”:“最早兵工厂”还是“前敌指挥所”[N].光明日报,2015-08-12(005).
[17]钟秀金.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第5辑):忠义祠及历代碑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14.
[18]阳枋.字溪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61.
[19]粟品孝.斯文未绝: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教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1):26-32.
[20]沈.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21]孔.孔子庙建筑制度研究[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22]于亚娟.宋代福建孔庙选址及建筑布局[J].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1):4-5.
[23]费兆钺,修.程业修,纂.(光绪)合州志(卷一二《艺文》)[M].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南宋末年,为对抗蒙元入侵,四川安抚制置使余采纳播州谋士冉、冉璞等人的建议,在四川地区主持修建了一系列防御性山城,逐步构建起层次分明、联系紧密的山城防御体系。坐落在渠江、嘉陵江、涪江交汇处半岛高地上的钓鱼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钓鱼城所在的钓鱼山地势险要,可以控扼三江,拱卫重庆,是宋蒙战争时期“蜀中八柱”之一,在南宋四川山城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在长达36年的抗战时间里,钓鱼城军民且耕且守,不仅始终未被蒙元大军攻破,而且还因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钓鱼城之战,间接改写了世界文明进程。由于是宋末元初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地,钓鱼城早就引起了历史、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关注。2015年,重庆市启动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带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和研究热潮①20世纪40年代,钓鱼城作为抵抗外民族侵略的重要象征,已进入当时人视野,出现了具有考证和研究性质的游记,如郭沫若《钓鱼台访古》(1942年)、马以愚《游钓鱼城补记》(1946年)。但钓鱼城研究的真正展开,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成果频出,大致有文献整理、考古动态和研究论著三类,如《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1982年)、唐唯目《钓鱼志》(1983年)、钟秀金主编《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2011年)、袁东山等《钓鱼城遗址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2015年)、池开智《钓鱼城历史与展示研究文集》(2018年)。此外,1996年,钓鱼城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钓鱼城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基于近期考古工作,笔者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目前对钓鱼城的功能分区以及对整个城市的理解仍存在部分问题。钓鱼城不仅仅是一座军事堡垒,同时也是一座建置城市,是南宋晚期潼川府路所辖合州和石照县治所所在。因此,作为一座兼具政治和军事功能的城市,首先要弄明白的,应该是城市的军政中心的情况。根据文献记载,宋蒙战争爆发后不久,合州州署便从合州旧城(在钓鱼山西,与山隔嘉陵江相望)移治钓鱼山城,随后余又调兴戎司重兵驻守该城,后继者王坚、张珏既知合州亦领戎司②参:“淳三年,制置使余用冉、冉璞谋,徙城钓鱼山,元至元二年复旧治。”(明)刘芳声修,田九垓纂:《(万历)合州志》卷一《山川》,明万历七年(1579年)刻本,叶15a。“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一六《余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张珏……代王坚,以都统制知合州,魁雄有谋,善用兵。算无遗策。”(清)宋锦修,刘桐纂《:(乾隆)合州志》卷三《职官志》,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本,叶3b。。由此可见,合州知州和兴戎司都统制在宋末战争期间是同一人兼任,钓鱼城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是军政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共用一个衙署。合州的附郭县是石照县,附郭县担任着直接治理合州城人民的职责。由于宋末四川人民大量损失,当时通常都是以府州军作为抵御蒙军的基层单位,府州军的属县人民均入州城而不再分散生息于属县。而民间相传的石照县衙,是主掌合州所属五县民政和治安的机构,因为当时合州所辖5个县人民都集中到了钓鱼城,并参与了钓鱼城的筑城工作③“郡牧王坚,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寺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万历)合州志》卷一《山川》,叶12a-b。,应不会与前两者同设一处[1]。那么,合州州署该在何处?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山顶中部的飞舄楼附近[2],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钓鱼山西的范家堰大天池附近,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发掘者将其推定为合州衙署。目前,钓鱼城遗址的保护规划和申遗文本,都是以此观点来理解和解释钓鱼城的。当然,也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范家堰遗址应该是山城中的州学所在。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抑或还有其他的可能?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就正于大方之家。图1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位置示意图(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1 范家堰遗址概况④截至目前,范家堰遗址的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表,只《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实践经验》(《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22日06版)《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05版)《考古重庆》(2013、2014、2015、2017年)及相关微信公众号里有部分文字和图片介绍。本节所用测量数据和部分图片,主要取自相关微信公众号里的公开资料。网址参见: 013b31df&chksm=bd322ab78a45a3a14be5dc15ee8d37b7e1fcf4a2171d2cb0e8d11fa2865d468fc0&scene= 38#wechat_redirect(文博中国,2019年11月24日)。范家堰遗址(图1)位于钓鱼城西外城区域的二级台地上,在钓鱼山西侧的山坳地带中,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背靠钓鱼山,西面嘉陵江,南望薄刀岭,北依马鞍山,遗址的建筑群前端紧邻外城墙。2013至2018年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开展了4次主动性发掘,除还未揭露遗址最前端和中后部被两条旅游步道打破的部分外,已基本完成了其余部分的考古发掘工作,成功地揭示出了遗址的主体面貌,并采取了原地保护的工程措施予以保留和展示。考古发掘情况显示,遗址建筑群依地势顺势展开,由低到高逐层抬升,大致可分为北、南两个部分,占地面积共约15 000 m2(图2)。遗址北侧是一座由四进建筑组成的等级较高的院落(即图2中称作“公榭区”的部分),主体建筑坐东南朝西北,自前(西北)向后(东南)沿中轴线依次抬升,院内其他建筑和院墙合围的空间则朝向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从现场情况来看,北侧院落部分空间所在地层与主体建筑之间似有一定的叠压打破关系,表明现主体建筑和整个院落可能系不同时期建成。南侧部分的遗迹类型较为复杂,有大水池、台榭、磨盘、门屋、桥涵等,目前被总称为园林区,方向大致为坐东向西,但主要是朝向大水池,布局不如北侧院落的主体建筑严谨。总体来看,南北侧院落布局较为协调、功能分区明显,存在统一规划的可能,其中部分建筑的始建时间可能相近。又因遗址后方紧靠山地,在雨季很容易遭受山洪威胁,所以遗址内的排水系统非常发达,明渠、暗渠交错使用,并与水池相互联通,既能及时泄洪,也能有效储水。下面简要介绍范家堰遗址中已公开发表的主要建筑基址及部分出土物件(图3),以作为讨论其性质的铺垫。图2 范家堰遗址总平面图(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图3 范家堰遗址建筑基址及部分出土物(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笔者自摄)1.1 北侧建筑群北侧建筑群从前至后,由层层抬升的4进院落和5座大型建筑构成。建筑物A1位于北侧建筑群最前端,平面呈长方形,略不规则,面阔21.56 m、进深9.18 m,方向315°。残存柱础6个,磉墩3个,踏道5级。推测该处建筑原为面阔5间、进深3间的大门。建筑物A2位于A1后方,两者前后相距约20 m。平面呈长方形,面阔32.40 m、进深22.60 m。其中前厅残存柱础10个,磉墩6个,门道宽2.60 m,两侧房屋均面阔4间。厢房位于A2院落左右两边,均面阔5间。前厅和厢房之间由廊庑连接,天井位于中间,天井四角各有一个边长0.80 m的八角形包石基座。建筑物A3位于A2天井后面的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面阔23.50 m、进深11.28 m,残存方形磉墩14个,地面以灰色或灰红色的陶制方砖墁地。推测原建筑是前有月台的面阔5间、进深4间的大殿。建筑物A4位于A3后侧的台地上,大部被现代旅游步道压占,尚未发掘。基址平面呈长方形,面阔20.99 m、进深9.22 m,推测原建筑为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前方有两个长4.26 m、宽1.45 m的长方形水池,中间以暗沟联通。右侧水池残留有神兽石雕(疑似狮子)和莲花纹镂空排水孔各一处。建筑物A5位于A4后的山坡陡峭处,基址平面呈凸字形,尚未进行发掘。推测是最后的楼阁台榭一类建筑。另在建筑基址A4的右后侧还有一个长约8.05 m、宽4.95 m土坑,残深约4 m,坑内尚保存有石构拱券门,发掘者推测原为储藏物资的仓库 南侧建筑群南侧建筑群位于北侧建筑群左边,但二者不平行,如果以该建筑群最前端大门朝向和池边道路为轴线的话,南侧建筑群与北侧建筑群的轴线存在着一个30°左右的夹角。构筑物B1为大水池,平面东宽西窄呈不规则五边形,长53.20~69.00 m,宽15.00~30.40 m,最深处为3 m,面积为1 400 m2。建筑物B2、B3均为修筑在大水池边的临水建筑物,B2位于水池东岸偏北,是一座长方形独体建筑;B3则位于土石构筑的水池北岸平台上,是东窄西宽的相连的3组建筑。建筑物B4位于水池截洪沟的西侧,与大水池西岸和西沟平行,大致与水池与池侧建筑B3之间的池畔道路相对,当为门屋。构筑物B5为跨越西侧截洪沟的桥涵,其石构券顶的涵洞保存完好,桥涵的桥面与池畔道路和门物联通。可以推知,南侧建筑群也应该是统一规划营建的一组建筑。在大水池东北角有伸入水池的一块大石,大石三面临水,石面四周还有若干柱洞,所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其推定为凉亭的遗址B6。凉亭废弃后石面改建为直径3.2 m的碾盘,类似的碾盘,在钓鱼城内还有两处:一处在“九口锅”遗址;另一处在三龟石。这些碾盘究竟是宋代还是清代时期的遗存,还需要证据进行甄别。2 出土遗物2.1 建筑构件范家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目前集中存放于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站,其中少数雕刻有精美的图案,包括花朵、动物、人物、风景等。人物形象是比较典型的宋代文官装扮,部分人物似为正在亭中休息或山间劳作的平民形象,具体身份不明。除了这些图案构件外,还有一些带铭文的瓦件残片值得注意。这些铭文包括说明制作年代和制造地点的,如“淳……”“大宋……”“隆兴二年……”“合州巴川……”等,也有说明制造机构和内涵寓意的,如“……修职造”“五通山王土地”等。其中“隆兴”是南宋孝宗的第一个年号,隆兴二年为公元1164年。“淳……”大约是“淳熙”,孝宗的第三个年号,使用于1174—1189年⑤虽也有可能是抗蒙时期的淳年间,但综合下文来看,更可能是淳熙年间,理由下详。。“巴川”为合州下属之县,治所在今重庆铜梁县旧县镇。综合来看,这批瓦件可能是孝宗年间合州巴川地区烧造。“山王”“土地”,应该分别指山神和土地神。“五通”有二义:一是指佛教所称五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身如意通,或道通、神通、依通、报通和妖通;二是指唐宋以来民间流行的一种神仙信仰,北宋徽宗大观三年,正式被朝廷封为“五通侯”,即通贶侯、通佑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3]。此处铭文所见“五通”二字,似为后一种含义。若然,“五通”“山王”“土地”是指3种民间常见神灵,把它们刻在瓦上,大概是希望以此祈求福佑之意 生活用品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清白釉瓷器,多为印花芒口碗、斗笠碗。另外,还出土有两枚铜质象棋,分别是“卒”和“炮”。与经济相关的遗物,有一枚“崇宁通宝”和一件“铜权”[4] 武器遗址中出土铁火雷(手臂或器具抛掷的铁质空心装药弹)两枚,一枚出于北侧建筑群的水沟中,一枚出土南侧大水池中,两枚铁火雷都是已经爆炸过的残件[5]。另有铁剑、箭镞、铁蒺藜若干 其他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比较重要的还有造像两座,据发掘人员介绍,该造像出土于北侧建筑群最前端A1建筑一角。其中一座残损较为严重,另一座基本完整,但首与身已经分离。从服饰特点看,可能是宋代文官形象。3 衙署和州学说的检讨3.1 衙署说范家堰遗址的性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负责人袁东山先生认为是南宋衙署,主要判定理由有4点:“一是建筑遗迹的规格形制、空间布局特征和《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基本吻合;二是从整个钓鱼城的空间尺度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在对敌的后方,有利于保护衙署安全;三是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城墙迎敌面面向城内,多重防御敌人进入衙署所在区域;四是范家堰遗址北部的古地道遗址为蒙(元)军‘地突’战术所掘地道,目标应该是突袭衙署等指挥中心。”⑥4个判定理由见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宋蒙(元)战争的珍贵实物资料—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引自“文博中国” 公众号,2019年1月31日。本文针对上述论据,逐一进行检讨 规格形制和空间布局《平江府图碑》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郡守李寿朋主持绘制的平江府(今苏州市)城市地图,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景定)建康志》是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编撰成书的一部关于建康府(今南京市)的地方志,书中有反映当时衙署面貌的《府廨之图》。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比较主要是以上述两种材料为基础的,均为个案之间的对比,没有抽象出南宋时期衙署格局的一般规律,说服性不强。考虑到现存文献和碑刻材料中,能够反映南宋州衙格局的还有不少,笔者认为应该在综合梳理更多的材料后,再谨慎作出判断。如张梦遥《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府州治所建筑规制研究》一文,利用现存南宋方志,综合比较了严州、常州、台州、临安府和建康府治所的建筑规制,更具参考价值[6]。又如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一书囊括了十多处府州衙署的案例材料,可供对比利用[7]。前人的研究表明,南宋府州治所的一般规律在于:以中轴线为中心,自前向后,可以区分为3大板块,即府门和其前后的礼仪宣教之所、以设厅为主的治事之所(可细分为行政类和军事类)和宴息之所(即州宅),前者往往较为固定、后两者在数量和规模上略有变通。其中最重要的几组建筑要素,依次为颁春亭、宣诏亭、府门、仪门、戒石、设厅(大堂)、中堂(厅)、后堂(包括仓库等)⑦颁春亭、宣诏亭、仪门、戒石均为文献中已有的名字,中堂(厅)及后堂是笔者自拟的名字,分别指设厅之后用于治事和宴息场所的多进 或单进院落的总称。,可以制简图如图4(a)。将此结构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所推断的范家堰遗址衙署格局(图4(b))进行比对后,发现有一定的差异。图4 范家堰遗址与南宋府州衙署抽象结构比对图(来源:作者自绘)首先,范家堰遗址缺少一些南宋府州治所的共通性建筑,如颁春亭、宣诏亭、仪门、戒石、中堂(厅)等。其中,宣诏亭用来公布朝廷的诏敕指挥,颁春亭用来公布官府的政令[8],仪门位于府门之后,是府州治所的第二道正门。戒石是一块用于警戒地方官员的石碑,正面刻有“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⑧(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戒石铭》条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听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干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 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 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北京:中华书局,2005:220-221。。部分府州明显记载有戒石亭的存在,如严州、常州、建康府,均位于设厅前的院落的中央,且数量为一块;有的则没有,或是因戒石的体量太小而被漏记了。中堂(厅)位于设厅(大堂)之后,是多进(少部分府州只有单个)厅堂的总称,虽然名称、数量和规模在不同府州各有差异,但均属于除设厅以外的其他治事之所。需要略作辨析的是,范家堰遗址中,有一处被称为“中院”的凹字形三合院,天井四角各残存一个八角形基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判定为戒石亭,主要依据是平江府设厅前也有4个类似的亭子(图5(a))。但是上述已经阐明,南宋戒石亭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位于设厅之前的中轴线上,而非4个角落;二是戒石只有一块,而非4块。严州、建康、常州治所中的戒石,全部位于设厅前中轴线上(图5(b))。建康、常州戒石两侧,另有两个亭子,应该是茶酒亭⑨例如,(宋)胡榘修,方万里纂:《(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云:“戒石亭,设厅前。茶酒亭,分峙设厅前之东西”,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23-5024。。《平江府图碑》中的4个亭子,也有可能是茶酒亭,至于本应出现在设厅正前方的戒石亭,似乎是被遗漏了。因此综合来看,范家堰遗址里位于中院4个角落的八角形基座,不会是戒石亭,就其0.8 m的边长来看,若是茶酒亭似乎也过于窄小。至于其实际面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推测为灯幢⑩灯幢图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本体加固与保护展示方案》,2017:102。,而笔者猜测可能只是树坛[9](图5(c))。图5 戒石亭辨析图(来源:见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图中所用的古籍文献中的衙署局部图片分别见(宋)董修:《(淳熙)严州图经》卷首《子城图》,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页4281;(宋)马光祖修,周应和纂:《(景定)建康府志》卷五《府廨之图》,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页1379;(宋)史能之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首《公廨图》,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页2953。其次,范家堰遗址中轴线建筑和两侧附属建筑,与一般的府州治所相比,规模过小。张梦遥所绘制严州、常州、台州治所示意图,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数量,都远超范家堰遗址[10]。袁琳的书中也提到,“宋代在唐制的基础上,应其官制发展出若干套特有的官署机构,如各类路级机构,通判厅、幕职官厅、诸曹官厅”[11]。即便考虑到南宋合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江浙地区,且战时状态的钓鱼城,土地和民力、财力可能有限,两者在规模之间的差距过于巨大,不易解释。南宋合州旧城内治所规模如何,因为史料限制,已经无从得知,但据《(万历)合州志》卷二《公署》文本?《(万历)合州志》卷二《公署》记载,明代州治有谯楼五间、仪门五间、戒石(在仪门内甬道中)、正堂三间(东幕厅、西库)、两廊(东吏、户、礼、架阁库,西兵、刑、工、邮驿承发科)、分署三厅(在仪门外,东西各二间)、迎宾馆三间(俱在仪门外)、吏舍(在东三房后)、知州宅(楼三间,名曰退思阁。后庭二层各三间,俱在正堂后。书房三间,在后庭西。厨舍四间)、同知宅(前庭三间,后庭三间,门楼、廊房俱全,在正堂后东)、州判宅(管粮宅在退思阁西,捕盗宅在正堂后东,前后庭、门廊俱与同知宅同)、吏目宅(在正堂后、管粮宅西,建舍、门廊俱同)等。显然,明代合州治所的规模,也较范家堰遗址大很多。清代的合州衙署,建筑规模和内容,与明代相近。与《(光绪)合州志》卷首合州《州署图》[12]的规模来看,明清合州城内的衙署规模也较范家堰遗址大很多。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范家堰遗址是当时的合州衙署,能否容纳合州所有的办公机构(尤其是在战争背景下,该衙署可能融合了州县诸多机构在内),需要打个问号 空间位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认为,“从整个钓鱼城的空间尺度看,范家堰遗址所处位置在对敌的后方”。如图6所示,范家堰遗址在钓鱼城西南,地势相对平坦开阔,容易受到攻击,且其所处位置距离西外城的城很近,正是前线,而非后方。如果以范家堰建筑基址最前端的A1建筑为基准(此建筑是该建筑群的大门,但实际上如果是衙署大门的话,前面两侧还应该有附属建筑),该大门距离城墙外立面的距离仅20 m,在蒙(元)军攻城的情况下,敌方炮火有可能会威胁到该建筑群的安全。理宗宝六年(1258年),蒙哥汗围攻钓鱼城,重点进攻地区之一就是镇西门小堡?“二月丙子(初二),帝悉率诸兵渡鸡爪滩,至石子山。丁丑(初三),督诸军战城下。辛已(初七),攻一字城。癸未(初九),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三《宪宗本》,页53。按:文中干支所对应的具体日期,为笔者推算所得。。如果镇西门失陷,西外城将无险可守,蒙军可以直趋范家堰。从镇西门向北至出奇门间,是钓鱼山比较平缓的部位,难以利用陡峭的山形地势,只能依靠人工垒筑的城墙抵御外敌。这段城墙外的区域地势也比较开阔平坦,是攻城方可以展开兵力发起主要突击的地带(先前从合川县城上钓鱼城的旧路就是从这里登山?(明)何悌《游钓鱼山记》,载(明)张文耀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八〇《艺文》,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13册,页185-192。,今钓鱼城游客中心也位于这段城墙之外不远的地方),将钓鱼城的主要官署设置于这一区域,肯定不是一个合理的选址位置。此外,从范家堰遗址出土的一枚爆炸后的铁火雷残片来看,很可能是敌方炮火落入西外城的遗存。若然,范家堰遗址便处在敌方炮火的攻击范围之内,将其设为行政中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再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型城市的一般规律,可知行政衙署基本都设在内城当中。以都城为例,中央衙署往往处于宫城以南中轴线两侧的核心位置,如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城等;另有一些城市受地形影响,则将衙署安排在城市的西北部,如隋唐洛阳城、扬州城等。所以,合州城的衙署也应选在中间高地。从地形分析,钓鱼城内城中部是山顶,海拔高且平坦,与四围沟通都比较便利,适合营造重要建筑。又根据碑刻(详见下文)、地方志、民间传说和山顶旅游设施修建之前开展的调查来看,合州州署、武道衙门、石照县衙以及后来为迎接流亡宋室而建造的“皇宫”等建筑,在山顶内城中都有迹可寻。另外,在同时期的其他抗蒙山城中,涪州龟棱城?叩问龟陵城:昔日天险依旧在,谜团中寻找南宋涪州最后的衙署.“重庆发布”公众号,2018年6月16日。其推测衙署的主要依据是遗址中出土的蹲狮。、泸州神臂城[13]的衙署遗址,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也均处于山顶内城的位置。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将钓鱼城衙署设置在山顶内城的可能性,应该比设置在范家堰遗址处更大一些。图6 范家堰遗址与周边要素空间位置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3.1.3 南一字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认为,“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城墙迎敌面面向城内,多重防御敌人进入衙署所在区域”。现知南一字城共有两段城墙,一东一西,相距约400 m,与山南二级平台的崖壁或山顶南内城墙合围,构成一个近似倒梯形的瓮城防御区域,以保卫南水军码头并增加防御纵深。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城墙(图6,后来北段墙体发现后被另称作中段),长104.7 m、宽5.15~14.15 m、残高0.2~2.8 m[14]。该段城墙北与平行于嘉陵江的断崖相接,城墙断面露出的墙体多向东倾斜,说明其主要防御方向可能朝西。而即便其迎敌面是面向城内,也主要是与对面的东城墙相互配合,打击侵入“瓮城”的敌人,旨在保护北侧的护国门。况且,此段城墙位于范家堰遗址东南方向的较远处,与西外城之间尚且隔着山南的第二级平台,更别说是与范家堰之间的距离了。如果说南宋军队有意构筑多重防御,阻止敌人从南一字城区域进入范家堰区域,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应该是后来发现的南一字城西城墙北段(图6)。此段城墙位于薄刀岭襟带阁下方,与西外城南缘的山体相接,大致位于范家堰遗址西南边不远处,与西城墙中段城墙东西相距约500 m。如果越过这段城墙,向西北方向攀登数十米,就到了薄刀岭,岭下即西外城。因此,此段城墙可以增加防御纵深,避免南外城失陷后,敌人直接进入西外城。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直接证明合州衙署就在范家堰地区,因为将范围广阔的山顶四周外城区适当分隔开来,使每一个区域保持相对独立性,防止某一区域失陷后,威胁其他区域的安全,本就是山城军事防御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重庆万州区天生城是南宋末期万州治所,其主城由山坡外城和山顶内城构成,外城用天然沟壑和人工构筑的隔墙划分为若干独立区域。信息来源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万州天生城遗址2017年度考古工作报告》,打印本,2018年。。反过来说,如果合州衙署需要多重防御,才能保证其安全,那只能说明衙署的选址本身就不合适,增加了钓鱼城的防御 古地道与指挥中心范家堰遗址正北的马鞍山下,有一处古地道遗址(图6),研究者认为是蒙哥汗攻钓鱼城期间,为配合汪德臣在西北方向的攻势而开掘的[15]。若然,蒙军开掘地道的主要目标是,首先攻取地势相对平坦的西北外城,再进而从西北外城攻取山顶内城。当初蒙军汪德臣率蒙军应当正是这里攻入外城,击败了驻扎西北外城平坦地带马军寨,趁势强攻内城,只是在主帅王坚率兵奋力抵御,蒙军才退出了已经占领的外城?《元史·宪宗纪》:“六月丁巳,汪田哥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由此可见,当时钓鱼城的指挥中心应该在山顶内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认为蒙军在西北外城开掘地道,“目标应该是突袭衙署等指挥中心”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再者,范家堰遗址所在位置海拔较低,北、东、南3个方向都有山岭阻遏,视野狭窄(图7(a)),很难有效观察敌军动向。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钓鱼山山顶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山顶海拔高,视野开阔(图7(b)),而且处在整个钓鱼城的核心位置。山顶偏西有一大块平整岩石,上面有很多锅状凹坑,故称“九口锅”(图6)。袁东山先生推断,此处“很可能是钓鱼城的前敌指挥所,甚至是最高军事指挥中心”[16]。据此,何处是钓鱼城指挥中心的问题,袁先生的观点前后是矛盾的。图7 范家堰遗址与钓鱼山山顶视域图(来源:作者用ArcGIS软件自绘)其实,早有学者已经指出,明正德十二(1517年),合州知州佘崇凤主持雕刻的石碑《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曾清楚地提到前任知州金祺“即山郡址立庙设位,春秋祭焉”[17]。所谓“山巅郡址”(图6),显然是指南宋钓鱼城内治所的旧址。也就是说,王张二公祠最开始所在的位置,应当就是当时的合州衙署。此处山顶地带不仅视野开阔,便于指挥防御作战,而且位于钓鱼城内城,更加安全。实际上,始建于宋孝宗乾道年间的飞舄楼,又被当地学者称为“帅府”“武道衙门”“将军府”。研究者据此推断,当时的合州衙署,以及兴戎司帅府、利东路安抚司,都是以飞舄楼为中心,经过一定的改建和扩建,集中办公的[2]。再者,钓鱼山筑城以后,合州州治所在的石照县,也把县衙搬迁到了城内。县衙就位于护国寺近旁,是根据当时的民居改建而成[1]。这一事实,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合州的政府办公机构,是集中于钓鱼山顶的。综上所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提出的4点论据,无法确证范家堰遗址就是南宋合州衙署,而真正的衙署,更有可能是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山巅郡?州学说也称教授厅)。另外,在大成殿和讲堂周围,还常设有厨房、仓库、射圃、乡贤祠等。若是左庙右学(图8(b))或左学右庙的情况,则以两条轴线展开,分别以大成殿为主安排祭祀建筑、以讲堂(明伦堂)为主排设置教学建筑,二者并列左右布局[20-22]。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的池开智先生,参与钓鱼城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已经有二三十年之久。他认为范家堰是南宋合州州学,而非衙署遗址。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余构筑山城防御体系,主要着眼于军事防御,但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很重视。阳枋《余大使祠堂记》概述余的治蜀政绩,云: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兔葵惊麦,春风动摇。宫藻泮芹,晓水芬[18]。既然当时“士有处而学”,则山城中建有学校。现今可知的山城州学,有运山城蓬州州学、白帝城夔州州学等[19]。作为“蜀中八柱”之一的合州钓鱼城,城中也应该有一座合州州学。那么,我们不妨先总结一下南宋州学的一般规制,再来看范家堰遗址会不会就是合州州学。南宋州学的核心建筑有:①大成殿,也称夫子庙、先圣庙等,用于祭祀孔子和历代先贤先儒;②讲堂,也称明德堂、明伦堂等,是师生讲学的主要场所。大成殿和讲堂的常见排列方式有3种,分别是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和前庙后学。在前庙后学的情况下(图8(a)),大成殿东西有两庑,前有大成门(也称仪门、戟门)、棂星门、泮池;讲堂两侧有学斋(学生宿舍),后有藏书阁,旁有直舍(教授宿舍,图8 南宋府学图?“南宋建康府学示意图”见《(景定)建康志》卷五《府学之图》,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页1382。“清代漳州府学图”见(清)魏荔彤、陈元麟纂:《(康熙)漳州府志》卷首《舆图》,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刻本。因清代漳州府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上改建的,所以此 清代府学的布局图可以作为南宋州学的参考,参同书卷七《学校》的文字部分。四川山城的州学,可能会有一些灵活的调整,但基本建筑和形式,应该与其他地区的学校是相近的。阳枋《重修夔州明堂》记白帝城夔州府学云:淳十二年(1252年)春,蜀阃华明余公以李侯守夔,始右文也。夔自嘉熙徙治白帝,率武臣镇焉,郡当冲要,夙夜究怀守御,视学校为缓。岁丙午(淳六年,1246年),帅环卫俞公兴治,创大成殿于卧龙山之阳,奉祀仅庇风雨,青衿弦诵,亡所适依。侯至,慨然以兴学育才为先。……是年秋,鼎而新之。……建讲堂三楹,庑广如堂,两旁六斋,东曰志道、据德、依仁,西曰兴诗、立礼、成乐,斋各一楹,左右廊凡六楹。墁覆黝垩,渠周于宫墙,廪庾庖皆具,率皆不苟。……于是讲肄有堂,息游有所,高明爽豁。……侯于是备彝器以昭文物,厚饩廪以复公养[18]。如上所引,夔州州学虽没有明确说明是前庙后学还是学庙左右并列的形式,但大成殿、讲堂、六斋、廪庾、庖等主要建筑都具备了,只是规模比建康府学小一些。南宋赵《赤水县修学记》记合州属县赤水县的县学,“开室西向”(和范家堰遗址北侧院落与南侧园林区的主体朝向大体一致),也具备讲堂、两庑、两水池、大成殿、厨房、双门(大约是指仪门和棂星门)等建筑。尽管赤水县学级别比合州州学低,其始建年代也在宋蒙战争开始前,却也有较高参考价值[23]。由于范家堰遗址的中轴线建筑群只有一组,故笔者暂且先根据前人考证,抽象出南宋州学在前庙后学情况下的一般形制,绘制简图如图9(a)。假定范家堰遗址是南宋合州州学,推测轴线建筑群可能分别是棂星门、仪门、两庑、大成殿和讲堂,或者是在此结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建筑(图9(b))。讲堂前的两个水池,可能分别相当于《赤水县修学记》中提到的“采芹”和“采藻”。未体现在图中的仓库,可能是学仓。当然,范家堰遗址缺少泮池,藏书阁、直舍、学斋的位置也不太明确,但不排除未发掘和未识别的可能?泮池或许是在被公路压着的未发掘部分,其他建筑或许是在轴线建筑两侧的附属建筑中,暂未被识别出来。。通过上述比较可见,范家堰遗址的形制,与州学的契合度,相对衙署来说要高一些。再就地理方位而言,把学校建在范家堰遗址所在的位置,也是比较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范家堰遗址当时曾作为合州州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图9 范家堰遗址与南宋州学抽像结构比对图(来源:作者自绘)4 另一种可能如上所述,无论是州署说,还是州学说,似乎都是以范家堰遗址始建于钓鱼山筑城以后为前提。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范家堰遗址的修建,实际上是在宋蒙战争之前已经完成,钓鱼山筑城后,其用途和形制发生了变化呢?仔细分析出土遗物,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范家堰遗址出土瓦件中,有一部分刻有铭文。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一是纪年,即“隆兴二年”;二是地名,即“合州巴川”。再结合“淳……”“大宋……”“……修职造”等其他铭文,笔者推测这批瓦件是南宋孝宗年间,由巴川县人士主持烧制的,而且主事者很可能是地方政府机构。理宗淳三年(1243年),余正式入蜀主政,构筑山城防御体系,上距隆兴二年(1164年)有80年之久。那么,如果范家堰遗址始建于钓鱼山筑城之后,建筑者有可能使用80年前烧制的瓦件吗?综合上述疑虑,笔者推测,范家堰遗址所在区域可能是宋蒙战争前就已存在于钓鱼山中的官方建筑,具体说来,很可能是与出土瓦件烧制时间相当的孝宗时期。作为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力图有所作为。他在位的乾道(1165—1173年)、淳熙(1174—1189年)年间,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是南宋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段,因而被后世誉为“乾淳之治”。同一时期的钓鱼山,佛教活动兴盛,合州官员也有积极参与。如钓鱼台旁的“佛号”摩崖,虽是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石曼卿的笔迹,但题刻附注中却明确提到是乾道年间,合州知州丁觉以墨本出示,石照县尉文焘刻于钓鱼山岩的。又因现存于忠义祠正厅东侧的“飞舄楼”碑显示,原护国寺后著名的飞舄楼,就是乾道七年(1171年),合州石照县令杜定筹资兴建的。故像范家堰遗址那样的大型建筑,也最有可能是在相近时间内建成的。既然出土瓦件有官方背景,而且建筑构件上刻有宋代文官形象,那么不妨推断范家堰遗址的建筑者,是当时在合州或下属各县任职的官员,以及当地士绅。如果现遗址呈现出的大部分建筑基础,在当时就存在的话,那么遗址北侧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前往后,可能分别是大门、前院、正堂和后堂;南侧空间可能相当于“后花园”,现在磨盘的位置,类似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在当初可能就是赏景的亭子。当宋蒙战争爆发、钓鱼山筑城以后,这些建筑的外观、内部空间以及部分院落结构,可能因战时所需被改变,另做他用。如果上述推测无误,我们就需要对范家堰遗址的建设年代、动机、用途和历史变迁,另做一种新的理解了。另外,上文已经提到,钓鱼山筑城以后,石照县的办公机构也搬入了城内,县衙据传是由当时的民居改建而成的;合州州署、兴戎司帅府和利东路安抚司,也很可能是利用原有的飞舄楼为中心,经过适当改建和扩建后作为办公地点的。这就可以支撑笔者的上述推测,即宋蒙战争爆发前,钓鱼山上已经有一些相当规模的公用和民用建筑,搬迁至钓鱼城内的军政机构,除了新建一些必要的公共建筑外,也还借用了已有的一些建筑以应付急需。5 结束语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性质的判定,目前还具有很大困难。在缺少直接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利用遗址的建筑形制、空间位置和出土遗物,再结合同时期其他建筑,进行比较研究。又因为现存有关南宋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大多属于经济水平较高、社会环境较安定的东南地区,与钓鱼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相差很远,所以即便是同一类建筑,相互之间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给横向比较带来极高风险。因此,在选择比较对象时,必须慎之又慎;在比较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避免简单地用其中一个去肯定或否定另一个。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时代的变化,因考古发掘信息显示,遗址内地层关系复杂,有多方叠压打破关系。也就是说,范家堰遗址的南北侧建筑之间、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之间,都不一定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即便是同一建筑或建筑群,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会被改建以作他用。综上,笔者认为此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范家堰遗址推定为南宋衙署的4点因素均有待商榷,而无论是“州署说”还是“州学说”,均不能准确解释范家堰遗址的格局情况。既然认为范家堰遗址可能并非合州衙署,真正的衙署很可能应在山顶内城,而目前山顶的考古工作又都做得很不充分,特别是此前被认为是衙门所在的飞舄楼处及其附近的“皇宫”、水阁凉亭等处,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验证工作。因此,在今后的钓鱼城遗址的工作规划中,这些地方应该作为重点区域进行统筹规划,优先安排。第一,在钓鱼城遗址的考古规划中,要为山顶区域设计更全面和细致的考古调查计划以及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方案,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山顶内城原先推测的州署和“皇宫”,都会有助于人们对钓鱼城功能布局的深入了解。不能在山城内每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就认定它是该城最高级别的军政中心的所在,这样很容易出现主观想象的错误。第二,在钓鱼城遗址的保护规划中,要把山顶可能是衙署和“皇宫”的地方作为重中之重,划定重点保护区,在考古工作查明该处遗址情况之前,禁止在遗址保护范围内兴建任何展示设施和旅游设施,新修的旅游道路也不能穿过其间,否则会进一步破坏内城原有的格局,影响对遗址功能的判断。可以对遗址残留地表的遗存做一些适当的本体维护,不让其继续垮塌和荒废,并同步实施低强度的环境治理工程,芟除遗址上树木杂草,以便公众参观和凭吊。第三,在钓鱼城遗址的展示规划上,相关部门对钓鱼城的展示内容和展示重点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山下被原址保留的范家堰遗址,作为钓鱼山中的一处重要建筑遗址,是现阶段展示的重点,但不能对其赋予过高和过多的功能意义。要将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力重新引导回山顶上来,为上述山顶内城范围内的重点区域,预留出足够展示的空间,并增加醒目的标识导览系统,做好下一步开展各项工作的准备。参考文献[1]钟秀金.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第3辑):合州石照县衙[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2]钟秀金.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第2辑):古战场遗址[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2-33.[3]吴梅萍,孙洁.“五显”与“五通”名号流变探析[J].安徽史学,2018(6):26-32.[4]重庆文物考古所.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遗址[M].重庆:考古重庆,2013:28.[5]袁东山,胡立敏.重庆出土南宋球形火雷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2019,3(1):44-61.[6]张梦遥.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府州治所建筑规制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6:79.[7]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50-151.[8]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J].文史,2004(1):128-129.[9]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七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7.[10]张梦遥.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府州治所建筑规制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6:80.[11]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70-171.[12]费兆钺,修、程业修,纂.(光绪)合州志(卷首)[M].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13]蒋晓春,林邱.宋代泸州神臂城城防体系分析[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9):62.[14]袁东山.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遗址[J].红岩春秋,2017(9):81.[15]池开智.钓鱼城历史与展示研究文集:钓鱼城西北外城攻城地道之我见[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62-73.[16]张国圣.“九口锅”:“最早兵工厂”还是“前敌指挥所”[N].光明日报,2015-08-12(005).[17]钟秀金.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第5辑):忠义祠及历代碑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14.[18]阳枋.字溪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61.[19]粟品孝.斯文未绝: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教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1):26-32.[20]沈.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21]孔.孔子庙建筑制度研究[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22]于亚娟.宋代福建孔庙选址及建筑布局[J].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1):4-5.[23]费兆钺,修.程业修,纂.(光绪)合州志(卷一二《艺文》)[M].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文章来源:《宿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zxyxb.cn/qikandaodu/2020/1007/412.html